2008年底，“山寨”这个含义模糊而暧昧的词汇忽然走红。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山寨网络剧……一时间，神舟无处不“山寨”。从2005年10月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到2008年中国企业界流行的“山寨”，这是中国企业艰难创新的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写照。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该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不可能在技术上一骑绝尘。我将中国文化中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权力文化，关系文化与现世文化。
创新障碍一：权力文化
权力文化从不同角度也可叫做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面子文化、专制文化、奴才文化。
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况。可是，如果把这种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学术界，问题就复杂化了。官大就学问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其结果是资源分配向学术体系中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各种“学官”集中。浪费资源是小事，关键是其错误的导向作用：大家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竞争怎么成为学官了。
广东省教育厅某官员在广东省政协一次会议上披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媒体披露后，坊间大哗。自有教授职称以来，还从来没有贬值到这个程度的。
官本位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学术和科研机构丧失了独立性，成为了权力的附庸。这种官本位一方面会扭曲内部资源分配的导向，另一方面也扭曲了社会整体的资源流向。
教育、科研等行业，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的社会性事业，应该向捐赠、举办该事业的人或捐赠人的代理人负责，而不应该像公共服务机构一样，向公权负责。但逻辑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选择依附权力的，自然有选择不依附权力的，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还是垄断的权力，各种行政管制完全堵死了依靠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发展独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的空间，只要你进入这个行业，你不依附也得依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学校上，有好图书馆用，不管经济实力大小，人同此心。但现在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把民间举办这些社会事业的积极性都打消掉了。
中国的企业家们挣钱本来都不容易，有良心的企业家挣钱更不容易，如果对这套“分肥”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除非是与财富有仇，很难想象他们会拱手把钱捐给一套这样的体制。所以，很多企业家的选择是，一方面是抓紧时间办移；另一方面是宁可把钱捐赠给国外的有关机构，也不捐给国内的机构。
对于偏实用的研发工作，官本位同样是死敌。柳传志在创立联想公司之前，在科学院计算所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关于创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觉得憋屈”。一位在跨国电源公司工作的研发人员感慨地说，给外国人干活，舒心，干多少活，挣多少钱，不用考虑当官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