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①1944年在余江中学。
②195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
③两个小孩都上大学了，真高兴!时在三门峡水电部十一工程局(1978)。
④1997年11月8日，在三峡大江截流仪式主席台上。
我眼中的朱伯芳院士
■胡平
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学工程力学。大三时学有限单元法，当年国内开设这门课的工科院校较少，教材用的是朱伯芳的《有限单元法原理与应用》。朱先生的书以工程问题切入，循序渐进，易于掌握。当时就感觉作者不同于一般学者，更像是一位工程家。这是我对朱先生的第一个印象。
入职后与朱伯芳夫妇在同一研究所。最初3年与朱夫人易冰若共事。老易是一位非常和蔼、温暖的知识女性，对当年只身进京的我给予了许多关爱。老易的言谈中也时常“抱怨”朱先生：从早到晚只知道读书，从不做家务。大约是1983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西单商场的大门口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小板凳上，埋头在读一本厚厚的书，任身边人流如织，权当入无人之境。我惊讶地走过去问道：“朱工，这么冷的天您坐在这儿干什么?”朱先生透过厚厚的镜片认出是我：“老易在里面买东西，她老怪我不陪她出来，今天我陪她出来了，她进去买，我在外面等她。” 这是我对朱先生的第二个印象。
1985年我被调到朱伯芳先生领导下的研究室，从事大体积混凝土的温度应力和温度控制、混凝土坝仿真计算分析及混凝土坝数字监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与朱夫人的温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师身边的30年，我感受最深的是不进则退的压力和动力。朱先生的气场强大，他对自己、对学生以及对研究室的所有人，要求都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近乎严厉的程度。他的“三严”(严谨、严格、严厉)早已在业内盛传。朱先生思维超前，敏锐过人，他总是能够从工程问题中提炼出引领学科前沿的研究课题。在他身边工作、做他的学生会很紧张，工作强度和压力很大，必须咬着牙往前走，不得停歇，否则就会跟不上他的节奏和步伐。
我四十岁左右经历了人生中的低谷，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事业也不抱任何奢望。为此朱先生主动约我谈了几次。他对我说：“我‘文革’1969年到三门峡的时候，也是四十岁出头的年纪，也是人生中精神和生活最困苦的时候。可在三门峡的十年，正是我事业真正腾飞的时期。我们在那么差的环境条件下都能做到。我相信你肯定能做到。”朱先生希望我能振作起来，他还具体帮我分析了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业务基础，鼓励我积极向上，只要过了这个坎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朱先生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向上走的动力。之后朱先生还在研究方向、具体业务、职称和岗位晋升等方面给予我许多鼓励和帮助。我非常感谢朱先生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对我的指点。我当面从来没有谢过他，但我一直铭记在心。如今他已年近九十，还不懈地往上走、往前走。我现在每当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想到朱先生的教诲，不敢懈怠。
从2004年开始，科技部、中国工程院、水利部等部门开始为老科学家立传。200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2009年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以及此次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朱先生都推荐我作为他传记的撰稿人。30多年我一直在朱先生身边，感受朱先生的做人、做学问。他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他并非出身大户，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傲人的学历，甚至连大学都没有读完。他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朱伯芳，肯定有他独到的一面。这几年沿着先生的成长轨迹一路走来，原本理性、严谨、权威的形象，渐渐被一系列感性、坎坷、奋进的过程所替代。原本以为很了解朱先生的我，才发现朱先生有很多面是我们不曾发现的。他生长的局部小环境和成长的社会大环境，磨砺成就了他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并且为中国的筑坝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性格、志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养成，内因渗透着外因，偶然蕴含着必然。他的成长脉络是不可复制的，但可以为后人所积极借鉴。悟出这些以后，我的内心产生出一种冲动，想把我的发现和感受写出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介绍给如今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中国老一辈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是科学财富，也是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