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他正在尝试通过建立理事会架构和基金会制度，实现博物馆的“去马未都化”。
HBRC：2004年你推动博物馆改为理事会制，之后又成立了观复文化基金会。由一个独立的民间收藏者转变为机构管理者，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马未都：我可能本身就具备管理人的能力。比如说我原来在海马创作室，当时高峰期的时候有将近四十个作家。刘震云、莫言、海岩，你知道的有名的作家差不多都在里头。那时我是秘书长，直接管所有人，要事无巨细地跟所有人沟通。
我觉得能管理好这些“人尖子”需要的最重要的技巧是宽容。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讲规矩的社会。制度化的东西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执行：一个是强权下，再一个就是高额利诱下。当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时，就要靠文化。中国的文化非常具有包容性，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文化的“同一片蓝天”下，这点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的文化差异大，需要制度来说话。
HBRC：国家博物馆有强大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你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办起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
马未都：在中国，很多事情的成功一定是经历了物极必反然后才能水到渠成。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走到极端才能显现出它的弊端，中国人不会在中途改。你看观复博物馆位置这么偏僻，门票50块钱，跟城里看个电影价钱差不多。这样还有人愿意来，就证明有很好的需求。私人博物馆理论上讲是非商业的，但是企业税法不管这一套。就是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等于说好莱坞大片是免费的，我要是拍一个小片还想获得很好的票房，那肯定片子要拍得好。
HBRC：如何将中国文化与舶来的理事会制度相调和呢?
马未都：现在理事会成员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但是无论在西方教育成什么样，只要在中国混个五年以上，他就变回来了，要不然就处处碰壁。我觉得我们文化很难适应西方理性的文化，起码短期之内是很难的。中国人注重情感沟通，如果你一上来就跟他谈制度，那你就死了。在中国绝对不能一上来就用西方那一套，虽然有制度，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人情去维系。在制度的设置上一定不能和文化相悖，如果制度和文化相冲突的话，制度一定死，文化不会死。
HBRC：从文学到收藏，您总是聚集起所在领域中的“人尖子”一起工作。您如何挖掘这些优秀的合作者?
马未都：这些人最重要的一点素质是对社会的判断力，有这一点的话，他所有的狂妄是可以接受的。做投资的人，站的高的人，能判断出来谁是偶然成功谁是必然成功。有的人是歪打正着，有的人是必然成功，换一个事他也能成功。
如今我看各种杂志上全是熟人，商界的人我认识非常多，你听他的判断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内心喜欢，能坚持。比如做博物馆，我就是喜欢，要是为了赚钱我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我选择博物馆理事会的人也是这样，不一定得视金钱如粪土，但你得不指望这个事赚钱。你也并不需要酷爱收藏，我对专业背景没要求。内心愿意做事的人其他背景不重要，你能想通人生，人生会走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