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不取决于人们乐观还是悲观，但判断错了的分析者肯定会悲观。
下行压力还在增加
经济下行从2011年算起，已经持续了三年，但一季度数据说明，经济下行还远没有结束，并且很可能在年底就“破7”，这是因为下行压力还在加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GDP的环比增长率已下降到1·4%，折年率就是5·7%，已经“破6”了。虽说有环比统计以来，在2012年一季度也出现过1·4%的环比速度，当年经济增长率仍达7·7%，但当时的需求增长背景与目前很不相同，2012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是20·9%，出口增长率是8·9%，消费增长率是14·8%，而今年一季度则分别是：投资17·6%，出口-3·4%和消费12%，都比2012年一季度弱得多，这就预示着今年一季度的环比折年率，可能真的指出了年度增长率的变动方向。
第二，一季度的工业增长率为8·8%，PPI的增长率为-2·0%，那么现价工业增长率就是6·6%，这是新千年以来最低的现价工业增长率，比2008年11月工业速度创出5·4%的历史低点还要低，因为当时的PPI是正的2%，今年3月则是负的2·3%。但当时是美国次债危机突发的外部背景，现在则是由国内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内生性下跌。
常年以来，都是工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并且由于占了经济的四成以上而决定着经济走势，但是今年一季度，现价GDP增长率是7·8%，现价工业增长率却低至6·6%，这种态势说明工业生产增长的低迷，会成为拉低总体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工业增长率不断走低的原因，还是由于生产过剩在不断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吞噬了企业利润，使企业没有增产积极性。虽然今年前两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还增长了9·4%，但从财政收入看，一季度的工业企业所得税收入仅增长了0·2%，3月份则猛跌到-28·8%，而税收情况应该更贴近企业盈利状况的实际。
第三，利润萎缩不仅引起企业生产萎缩，还显著引起投资萎缩。今年一季度，投资完成额在去年19·3%的水平上继续下行到17·6%，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更是从去年的14·2%，进一步收缩到一季度的12·6%。由于没有新项目开工就没有投资完成额，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必定会带来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而若投资增长率也低于15%的时候，离经济增长率“破7”就不远了。
有人说一季度中长期贷款比重回升是投资回升的标志，我看并非如此。的确，企业中长期贷款主要被用于投资，这类贷款的比重前些年一度下跌到20%，到目前又回升至超过50%，应该是占用在投资方面，但如果这是新开工项目开始增多的标志，则统计出来的新上项目投资就不会继续显著下降，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企业以前的建设项目因为产品过剩压力而不能投产，但又不能被舍弃，就只能用更多借款来维持项目不破产。所以，企业中长期贷款占用比重上升，可能正是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即大批新增贷款被投放在大量“半死不活”的项目上，而这又能解释为什么目前的贷款增长率并不低，但经济仍然不活跃的现象。
目前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按照以往经验，这需要20%左右的投资增长率，12%左右的消费增长率和8%左右的出口增长率才能实现，但是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却是投资在向15%以下跌落，消费在向10%以下跌落，出口在向零以下跌落，这样的趋势“保6”都很难。
乐观的理由站不住脚
乐观的人也有乐观的理由，但我看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第一，速度下降是因为进入了“中速增长期”，以后7%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是因为，如果三年以来的增速回落属正常，那就应该是产能和产出水平同步回落，表现为产能利用率的稳定。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工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回落，但产能利用率除了危机时期，都长期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这是因为在市场调节下，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在各个经济领域间要求平衡，如果在哪个领域里资本由于运用不充分而不能获得平均回报，就会退出。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当产出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供给能力仍在增长，其结果就是设备使用率也大幅度下降了，根据有关调查统计，大约从2007年高峰时期的接近90%，下降到目前的低于75%，许多产业甚至低于70%。中国目前的企业设备使用率已低至西方国家爆发生产过剩危机时的水平，这像是中国在走入“中速增长阶段”呢?还是更像在走向生产过剩危机呢?
第二，美日欧经济在恢复，会支持中国经济在一季度以后反弹。
美国经济真的从次债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我看得大大的画上一个问号。美国直到2012年经济规模才恢复到次债危机爆发前，工业生产迟至去年11月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在战后从未经历过如此缓慢的复苏。如果说复苏，只有金融市场复苏了，道指和标普指数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但这是在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实现的，却也堆积起了新一轮的资产泡沫。本文不打算细数新危机的表现，只是要指出这场新危机的爆发估计逃不过明年，特别是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因为90年日本的资产泡沫危机和美国次债危机，都是在央行加息后爆发的。
从今年短期看，虽然剔除去年一季度的出口水分后，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还有5%左右的正增长，但是对美国的出口已经低至只有0·9%。此外，从3月20日到4月17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地中海BDI指数已经暴跌43%，说明后续的世界贸易很可能发生较大的向下波动，也必然对近期中国的出口形成阻力。
总之，越往后看外部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越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还是阻力，现在还很难说。
第三，服务业可以接替工业成为“保7”的主力。
今年一季度三产增长率超过二产，三产比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49%，由此使很多人认为，即使工业速度上不去了，还有服务业能接替工业撑起7·5%的增长率。
服务业是“毛”，制造业是“皮”，制造业增长停滞了，服务业还能撑多久?的确，在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任务后都进入了服务业为主体的时代，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真实城市人口只占3成的国家，离完成工业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距离服务业主导时代也就还有很长距离。况且，当发达国家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阶段后，经济长期增长率普遍都下降到3%左右，因此想靠服务业“保7”也没可能。
所以，目前服务业的增长快于工业，并不是因为对服务业的需求更强劲，而是因为工业速度收缩的比服务业快。从服务业自身看，也是从2007年16%的增长率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7·8%，按回落幅度计算，已比工业还大。
此外，与服务业相关紧密的是居民消费，而目前消费下降的速度还不太明显。这是因为
消费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当企业面对外部市场收缩的时候，随着营销额减少，最先收缩的是企业利润和上缴的税收，然后是减少各种费用和少提折旧，最后才会减少员工的工资，所以居民收入的变化会滞后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但是居民收入与消费最终还是会受制于经济增长，一旦我们能够观察到居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那么离消费与服务产业的停滞也就不远了。
没有大调整就不可能触底反弹
从2007年三季度算起，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已持续了27个季度，其间也经历了2009年的刺激反弹，但是2011年停止刺激后，又转入了更大幅度的下滑。虽然直到目前对下滑的成因还有分歧，但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到，生产过剩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内生性因素。
生产过剩产生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在今天的中国则产生于分配不公和城乡差距过大这两个方面，前者属于体制问题，后者属于发展问题。中央所决定的改革措施都很好，都很重要，都应该推，但当前改革重点的摆放却不在缩小收入差距，而在于反腐和搞活企业，如此就不可能对消除经济下滑的内生性因素，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扭转经济的下滑趋势。
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论，应该怎样在不刺激、微刺激和强刺激当中选项，殊不知像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这样的问题，用传统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而必须进行大调整、大改革。
有人会说，你说的城市化现在不是已经在搞了吗?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化重点是放在了小城市和镇，而中国的小城市和镇有7成在内地，但是打工农民却有7成集中在沿海中等以上的大中城市，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把城市化重点放在小城市以下，目标就不是要解决打工农民主体的进城问题。同时从未来20年看，中国应该有8亿农民进城才对，但目前的安排却是在7年内1亿人进城，按目前的城乡统计口径计算，年均城市化率只有1·8%，只是新千年以来13年平均水平3·6%的一半，这样的计划安排，不是在提高城市化的推进速度而是相反，又怎么可能靠城市化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呢?
此外，新千年以来投资、消费加出口，中国每年新增需求在15万亿元左右，支撑了9·7%的年均增长率，按新千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每个新增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左右的投资，如果是8亿人进城，就可以新增40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年均20万亿元，继续保未来20年9%的增长率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把城市化的目标定在7年1亿人，到2020年年均增加的投资就只有7万亿元，相对于去年4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就只有15%了，当然难“保7”。
同时，由于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超过3倍，所以面向城市化的投资，是在为培育中国更广大的高收入人群打基础，所以只有城市化投资是唯一可与未来消费衔接的投资。很多人之所以害怕新的“四万亿”，就是因为那种只立足于增加供给的投资，无法与远期的消费相衔接，所以只能短期救急，长期看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过剩，但城市化投资可以衔接长远消费，就没必要担心会加重过剩了，甚至可以说，在未来20年只要是围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投资，再多也不嫌多。
生产过剩危机正在逼近中国，如果没有大的调整与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会在今明两年相继“破7”、“破6”甚至是“破5”。历史已经证明，危机总是大调整的契机，而经历了大调整的中国，又会在9%的水平上继续前行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