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城镇化可以改善环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比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城市的粗放型发展、城市病的产生等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各方人士见仁见智
由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大中华购物中心联盟、北京七星智库联合举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高峰启动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精英人士围绕“新城镇化建设”这一主题进行多元讨论，擦出了思想火花，吸引了近500名观众参与。
朱相远：既是“聚宝盆”，也是“火药桶”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朱相远一开始就质疑“城镇化”的提法，他认为“市”比“镇”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重要。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城市建设的保证。在朱相远看来，“城”字偏向于硬件设施，他反对片面追求硬件设施投资的城市建设思路，强调城市发达于农村根源在于市场化，规模生产、专业分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文化的碰撞等等条件使得市民拥有比农民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积极的创新意识。
在谈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时，朱相远认为，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障碍不是户籍改革的问题，而是为农民提供市民待遇的问题。一个农民转变为市民，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比如社会保险、医疗、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和公共交通等等社会福利。
“农民变成市民，在中小城市每人需要40万或50万的经济成本，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则需要100万。根据中国的劳工状况，我们的城镇化要消化4亿的农民工，就需要40万或50万亿的巨额投入。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保障新市民的再就业问题，无疑又增加了市民化的难度。因此农民变成市民户籍不是问题，而在于能够保证市民的待遇。”在引用了中科院的统计结论后，朱相远如是说。
同时，面对城市化的前景，他并不是无条件看好。“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聚宝盆，又是火药桶。火药桶是说如果城市化建设举措不当，将产生大量无法就业、没有基本待遇的新问题，问题聚集在一起，就可能发展成社会动乱，致使经济倒退，甚至30多年改革成果付诸东流。”朱相远说，“推进城市化的理想，其重点、难点在于要克服工农和城乡矛盾，还要把城市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片面城市化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城市发展才能够获得一定的土地空间，才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耕地。”
孙大午：一方水土富八方人
与朱相远的“顶层设计视角”不同，来自企业界的代表有着自己的看法。大午集团创始人、监事长孙大午反对以政治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思路，呼吁给予民营企业家更多的自主权。
他强调所谓“新城镇化”就是要区别以往城市化、城镇化和城堡化的陈旧思路，让民营企业家成为真正的主体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关于新城镇化的内容，孙大午认为，必须要打破户籍、土地界限，不应该再把市民分成三六九等，由农民或者企业家主导来建设一种全新的社区。以往的城市化是“八方人养一方水土”，而他心中的新城镇化应该做到“一方水土富八方人”。
首先是土地问题，土地承包期太短，必须延长承包期，打破以往的三不变原则。其次，他呼吁取消现有户籍政策，改变我们的片区的概念，打破村组的概念，形成一个大的社区概念。
“生产财富不是真富，留住财富才是真富裕。”他认为一个地方是否富裕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在于将劳动赚来的资金用于和带动本地的投资，只有这样，财富才能得以良性循环，城镇化建设才不是口号，才能真的生根发芽。
杨海旗：华商资本渴望回流
与前面嘉宾的视角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华人华商频道总监、国际华商部主任杨海旗的演讲则着重于国际视野。
杨海旗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完善的国内外资源平台，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她认为，城镇化的发展除政策导向外，更需要资金、人才、项目和技术支持。我国目前城市化建设的资金缺口还是很大的，仅仅能够满足三四成的需要，人才、技术也是很大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她提出了吸引海外的华商资本的建议。
然而与会嘉宾也有质疑，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经济原理，是否只可能让这部分资本对城市化中的某些方面感兴趣，而不可能对城市化大局产生影响。
杨海旗认为，目前全世界有8000万华侨华商，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入围的华人华商占60%。杨海旗认为，华商资本有着强烈的回流意愿，尤其是其中灰色的移民资本，在国外无法合法运作，更加期盼回归祖国参与建设。无论如何，华商资本起码能够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带来国际技术、管理经验和范例参考。
吴必虎：土地确权是城镇化的“硬骨头”
全经联文化和旅游地产委员会顾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的讨论直接切入城乡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制。
在回顾了中央在历史不同阶段对土地出台的政策措施后，吴必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一步一步的市场化，中国做得很活跃，但是从土地中或获得的好处仅仅是政府本身。因为大众只有被限制的土地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并不是你想如何用就如何用，比如农村的土地只能种地。他认为市场规则下，这种状况只能助长政府的“懒汉精神”，没有人真正对土地负责，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质疑了当前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后，吴必虎对在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片面追求工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单一工业化的政策非常危险，近日底特律破产就是很好的例证。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工业贡献率、工业用地产值两大指标都在逐年下降，而工业用地面积却在增长，这说明工业化遇到困境。事实是中国每年60%、70%的开发区都是失败的。
吴必虎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转变思路，服务业是全球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
在吴必虎看来，在城市化病态发展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制度设置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政府都要靠两样的东西，一个是GDP，一个是土地，地卖得越好越舒服，他越不愿意把土地的权力让渡出来。如果能够放款土地承包期限，那么土地所有者就能够更加安心的对土地进行长远规划，才会提高对土地的利用水平。基于此，吴必虎建议土地承包的长租化。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还不到世界水平的1/3，同时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不容乐观，仅仅是加拿大的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一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突破原始的卖地模式，进行土地确权。”吴必虎说。
实践证明,合理的城镇化可以改善环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不过，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比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城市的粗放型发展、城市病的产生等等。在这一关键阶段上，能够恰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至关重要。社会各界对该问题争论不休，其中既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发展道路”，也有通过大中型城市化道路大量转移乡村人口的集中城市化道路。
正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所说，中国城市化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城市化遇到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土地确权或长租化政策的改变就能解决遗留多年问题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终要在发展中由具体的人来解决。城市化不是一句口号，一个简单命题，而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需要每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其中。
据本次活动的策划总监、北京七星智库总经理海科介绍，此次启动论坛的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在10月份举行的正式高峰论坛中，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挖掘。届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建设部、国土部等有关政府机构，厉以宁、茅于轼等学者以及任志强、冯仑、刘永好等企业家都将会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