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一个做了4年生意的年轻人，内忧外患，对外，要应对与韩国公司的官司；对内，面临公司股东的撤资。风雨飘摇之际，有人拿4000万美元入股了年轻人的公司，后来，成就了一个上帝之手的商界神话。
当时困难重重的年轻人叫陈天桥，而力主入股年轻人公司的人则是软银赛富的首席合伙人阎焱，一年后，陈天桥的公司纳斯达克上市，陈天桥成为2004年的首富；而阎焱则此役成名，但那时候中国的VC业，处于初创期，谁主沉浮，亦未可知。
时光荏苒，阎焱的赛富基金成为行业翘楚，阎焱也收获了颇多荣誉。《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上，阎焱名列27位，《福布斯》2008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阎焱居首。而日本首富孙正义还有亚洲首富李嘉诚，都是阎焱的朋友兼商业上的伙伴。经济学家金岩石称其为“中国投资行业中最牛的一个人”。
曾经的投资界大佬，现已退隐江湖的王功权如此评价阎焱，“在中国投资界，阎焱是我最敬佩的重量级投资家之一。我敬佩他不仅仅是因为他高超的专业能力，骄人的成功业绩，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有谦虚的为人态度，深刻的思想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商界江湖上的领袖心怀。”
阎焱非常的低调，甚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他的一些言论被媒体广泛引用。去年，他在微博上就某视频网站创始人在上市后不久抛售股票一事发表观点，“创始人套现是投资之大忌，更不用说如此之大。此股应避之！”
犀利的、一语中地的点评背后，这位被称为VC业教父级的人物始终非常神秘。当然，缘由是他极其不喜欢媒体采访，尤其是纸媒。“不专业，事先不做功课，接受采访跟去学校上课差不多”，他坦陈。因此，留下了一个极其傲慢的背影。
而与阎焱共过事的人则如此点评，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一位与其谈判过的国企高层描述他在“谈判时很强势”，还有人说“只有阎焱搞定别人，没有别人搞定他的时候”。一位朋友眼中的阎焱，则是“够贪婪，够冷酷”。
中环世贸20层，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阎焱，中等个头，一身休闲装，眼神凌厉，气场强大。
今年是阎焱从事风险投资业的第19个年头。此前，他先后从事的职业是飞机设计工程师、社会学学者、世界银行研究员、研究外交政策的博士。
如电影《教父》中讲述的关于意大利移民者成为美国黑手党教父的故事一样，主人公刚开始并没有想着自己会成为教父，只是因缘际会，在一系列看似偶然而必然的事件组合下，因个人性格的缘故，蜕变成为教父。
对于阎焱来说，在他38岁以前，他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商人。此前，他想进入仕途，改变社会，做风险投资之前，他每一次职业的转换，似乎都是为了更靠近他的政治梦想，尽管职业转换的有点频繁，但并不投机，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这位风险投资业的教父级人物。
青春重生
阎焱的父亲祖籍河北石家庄，母亲祖籍安徽池州，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亲是1947年当的兵，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阎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在家歇着，但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而这个农庄的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
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亲在吐血，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那时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批斗，疾病，鲜血……尽管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十多岁的阎焱来说，他不大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沉重且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乐子。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民革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那时，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其中一个窗户，顺着窗户爬了进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
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书里的内容对阎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他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通过阅读，十多岁的阎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但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政治化浪潮所席卷，而留给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内心的，只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对于阎焱来说，他时常被红军长征，延安的革命事迹所打动，而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讲述的一些故事，抗战时如何打鬼子，如何打游击战。在阎焱的心中，这些人都是英雄。伴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的英雄都躺在了病榻上，或者被批斗摧残。
尽管当时社会环境很严酷，但对一个男孩来说，世界依然是五彩斑斓的。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
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处于这些现实中间的阎焱，每天的生活大致都是如此，背朝黄土面朝天，对于阎焱来说，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或许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与他同时下乡的7个知青，都随了大流，偷农民的鸡和菜，打架。
孤独而绝望。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在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
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特别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
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
那时的阎焱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毕业了一定能进入政府部门。整个“文革”期间，社会学被看成右派学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个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的学科，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那一年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有几千人，阎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时光对阎焱来说，充满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胸怀理想，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在未名湖畔，开始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他开始探寻他对现状不满的深层次根源，在阎焱看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本能上的愤青。
“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经历让阎焱内心非常失落，他内心依靠从政来改造社会不公正的想法动摇了。他觉得在一颗大树上，如果处于枝丫的位置，或许只能成为加大风力或者降低风力，于树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