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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尊是一件新见西周铜器，目前对其铭文的释读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处，为整篇铭文中的一个重点，在释文、断句及释译等诸多方面，尚需做进一步探讨。这一处应该独立成句，无需点断，意思是"监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围的臣仆"。其中的"外"与其前的"田"构成一个方位短语，而非与其后的"臣仆"构成一个偏正短语；""作动词，意思是"监管"；"田"是食采的具体名称。近年，战国书迹出土数量众多，文字载体品类丰富，其中有简牍、陶器、封泥、玉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战国文字点画形态变化多端，有曲折凝涩的形象，有流丽明快的形象，艺术表现能力越来越强。简牍墨迹是战国书法文献中宗的材料，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界都把目光投向这批材料，在断代、分域和文字考释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随着睡虎地简、包山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相继发现与公布，为战国书法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书法美学角度出发，按照笔画特点、形体结构等对战国书迹进行整理，阐明不同地域字迹风格的差异。运用书法形态学的原理，对简牍墨迹和铭刻书迹的笔法起承转收、笔势的圆转纵伸、笔意的率直稚趣进行具体分析，力求描绘出战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轮廓，揭示战国早期至秦统一六国之前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向。
更新世旧大陆东西两侧的石器技术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旧大陆西侧是狩猎采集人群石器技术革新的"轴心区域"，在大约距今33万年、17万年、1万年、5万年等先后发生多次技术革新，-早的石器打制技术、-早的阿舍利技术、-早的大石片阿舍利技术、-早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及-早的石叶技术等均起源于这一轴心区域，进而发展并向其他地区传播。由于距离和地理等因素，东亚的石器技术至少从距今14万年左右开始曾长期与旧大陆西侧分异。然而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旧石器时代长期以来并非与旧大陆西侧"一刀两断"，而是"藕断丝连"，保持断续的联系，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现代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石叶技术的包容性和便捷性优势，旧大陆东西两侧的互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学术界一直将其绘画内容视作上古时期的图腾画。笔者研究认为，这幅彩陶画与传统意义上的图腾画在性质上有较大区别，经比较研究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彩陶绘画可以发现，这幅史前鹳鱼石斧图，应该归入巫画的范畴。
甲骨文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结果表明，商代前期的先王世系以"兄终弟及"制为主，而以"父死子继"制为辅。这种制度保留了较多的游牧氏族社会的特征。以此上推先商先公时期，其保留游牧氏族社会性质应该更浓，因而先公世系更应该体现"兄终弟及"制特征。然而《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先商先公世系则为"父死子继"制，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甲骨文祭祀制度中有"只祭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的原则。据此推测，《殷本纪》所载先商先公世系，只保留了先商先公的直系世系，而旁系先公世系被淘汰省略了。现据甲骨文资料，我们可以试拟补出那些被省略掉的旁系世系，从而大致复原出以"兄终弟及"为主的先商先公世系。7年许昌市文物工作队抢救性发掘一批墓葬，其中两座金代墓葬，虽被盗扰过，但仍出土各类随葬品27件。其出土的钧瓷，可作为钧瓷断代研究的参考。M2为壁画墓，壁画内容表现了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金代历史、佛教流传、金人的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海龙囤是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12年，这里重点发掘了"新王宫"遗址，并对遗址及周边展开调查，试掘了"老王宫"遗址。"新王宫"是四周有封闭城墙、以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碑刻、瓷器等遗物。海龙囤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土司制度研究、探讨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材料。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商周时期。该遗址-早的地层中出土大量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其早期或属于三星堆文化。从当时的文化格局看，成都地区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应有三星堆文化遗存。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面貌、内涵等均较为一致，二者或为同一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但十二桥文化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差异显著。12~213年，对贵州平坝县牛坡洞遗址进行发掘，发现4座墓葬，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遗物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还有大量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砾石工具数量亦较多，砺石和磨制石器数量很少。陶器数量较少且破碎严重。这些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12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对山东省日照市尧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确定了城墙的存在及其范围、结构等，发现的遗迹有器物坑、灰坑、灰沟、房址和墓葬，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物均主要为陶器。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2~28年，对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墓葬，出土遗物以骨料为主。制骨作坊的年代-迟开始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持续到第四期晚段。出土的大量骨料为研究晚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畜牧业经济、动物资源利用与供应等提供了重要资料。7年11月至212年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草鞋村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墙、护城河、长廊、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手工业作坊遗迹为探索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港口城址的确认对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陕西宝鸡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分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从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可知，长江中下游地区烧砖的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距今约63~55年前，出现了用于修建祭祀场所、陶窑、铺垫坑底、建筑房屋基础及柱础的形状不规则的烧砖，这是--上-早的烧砖；距今约55~5年前，烧砖形状初步规则，其用途扩展至筑墙、砌井壁、铺垫道路及房屋地面，这与石灰、水泥性能材料的发明相适应，是建筑的重要里程碑；距今约5~26年前，烧砖的形状趋于规整，烧制工艺趋于成熟；距今约26年左右，烧砖形状及工艺完全成熟。
本文通过对大地湾、原子头等遗址出土的一类特殊彩绘图案的解读，确认了早期彩陶中广泛存在的"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阴阳组合"的构图思想；同时又通过对该构图法和构图思维在早期彩陶文化中产生、传播等情况的研究，解决了彩陶科研历史中多年未决的"人面鱼纹含义"、"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内涵"、"石岭下层鲵鱼图案意义"、"庙底沟类型繁复图案构图方式"等诸多的特殊难题。9年11月，笔者对闽西客家地区进行了田野勘查，汀州城是该区域文献记载较为清楚、遗迹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处城址。该城于唐大历间迁治今地，宋治平间扩城、明末再次扩城，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形态和街道格局也有所改易，体现了汀州城在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新主义时期，各根据地根据不同需要，先后发行了6余种公债券，以信用形式向人民群众举债。湘鄂西省苏维埃水利借券是目前所收集到的根据地-早发行的公债券实物。年入夏之后，全国遭遇了数十年罕遇的洪灾。由于国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河湖堤垸的修整，造成堤坝年久失修。湘鄂西根据地大面积地区受灾，民众生产和生活极其困难。洪灾过后，为了救济灾荒、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湘鄂西省苏维埃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堤运动，并专门发行了3万元的水利借券，以补充修复溃毁堤坝所需的经费。同时，通过各项决议案来大力鼓动推销水利借券。在当时根据地损失惨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水利借券对于苏维埃筹集水利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藏券特征以及相关史实资料，对此种公债券的发行略作考述。
宜君县秦家河摩崖造像共4龛。其中4号龛为佛教造像，2号龛为道教造像。龛造于西魏，4号龛造于唐代，是研究这一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陈庄遗址前段遗迹主要有贵族墓葬、车马坑和祭坛，出土遗物以周文化因素为主，是防守森严的城址，应为齐公册封庶子镇守的齐国北界边防军事重地。该遗址后段多见一般性居址，仅在孝、夷之时突然出现两座甲字形大墓，这种突变可能与周懿王烹齐哀侯立胡公，胡公为躲避哀侯旧臣临时徙都薄姑有关。
泥河湾盆地是探寻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地区。在复原古环境的大背景下对该地区早更新世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进行了分析，并分辨出这些遗址所反映的三个技术层面，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人类不同的石器制作技术、认知能力和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模式进行了阐释。
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者，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王朝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一个专为烧造瓷器的机构。根据实物和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湖田窑烧造的"玉"字铭器，可能是浮梁磁局烧制的批制品。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进行，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明清御厂那样有专门独立的厂址，而是选择了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的窑场，当时有可能成为磁局窑场的大概是湖田窑和落马桥及珠山明御厂一带。元青花当是浮梁磁局的产物。"至正十一"年铭青花象耳瓶应为元政权开始瓦解情况下浮梁磁局的工匠为民间定烧的制品；景德镇其他窑场如曾家弄、戴家弄等窑址烧造的元青花瓷，可能是在元官窑影响下生产的产品。
目前秦岭—淮河南沿线地区发现的宋代墓葬已积累了一定的数量，从这些墓葬所反映的特点来看，受到了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共同影响。我们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特征出发，总结了这些墓葬的特点和阶段性特征，并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4年在淮阳县九女冢出土一件东汉陶楼明器，它上下共三层，下部为粮仓，门口站立有守护俑；在通向仓门的台阶上还站有拿粮袋的背粮俑。
对良渚古城外围进行重点探查时，发现古城外围存在若干围绕城墙分布的土垄。对美人地、里山、扁担山等地点进行发掘后，确认土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物，其上为居住址。它们的使用年代和城墙两侧的废弃堆积年代一致。推测这些与良渚一般聚落分布特点不同的居住址，应是良渚古城的外郭。12年9月至213年1月，对皖北地区的淮南市小孙岗、固镇县南城孜、宿州市杨堡等遗址进行试掘。清理了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较为丰富的遗物。所发现的双墩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王油坊类型遗存、岳石文化遗存等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对皖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1年秋至212年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对陶寺城址西南疑似手工业作坊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基址平面为圆角"回"字形，由主体建筑基础、西墙基础、东墙基础、南墙基础及门、庭院等组成。该基址形制规整、结构特殊，可能与陶寺都城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有一定关系。
宋代绘画成就非凡，自2世纪以来，一直为东西方学术界所瞩目。本文以画梅艺术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存世的作品技法和图式风格分析，梳理出画梅艺术在宋代呈现出的典型风格，并以此展示宋画艺术的高度性、系统性、辐射性。世纪，新式美术学校出现了教师-艺术家的特殊身份。潘天寿早在2年代就进入新式学校从事画教学，深感传统国画面临着"被改造"和"被融合"的双重压力，危及生死存亡。面对挑战，他的应对策略是"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在国画教学训练方面主张去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就具体方法而言，他在教学对话和笔谈中，通过传统中西绘画的对比，表达了对国画发展方向的见解，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思想逻辑。世纪美术-具影响力的一种选择是以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倾向。"融合主义"开辟了艺术的新局面，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画的发展问题，并引发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而潘天寿认为东西方艺术具有各自的传统和艺术特色，他强调画的独立价值，明确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论断，主张画要在保持自身特色和"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潘天寿通过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强调和民族精神的振兴而着眼于未来，"拉开距离"说具有深远的内在意蕴。世纪的绘画史展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的分析讨论，本文提出了几对矛盾而又相互转化的概念：光亮与阴影，与天赋，理性与感性等等，它们在深层的本质上相互交织。必须以正确的尺度为向导，取得良好平衡的中间状态，才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启蒙的辩证"体现了人类的复杂本性及其改造--中的无限探索
本文讨论了焂戒鼎的年代和铭文中"羡"的含义。认为焂戒鼎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中的"羡"指"羡卒"。器主受命管理六师和羡卒的时代背景，很有可能与周宣王时期因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强对民众的管理有关。
山东省莘县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详载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历，为补充方志的记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志文内容的梳理考释，揭示了一些社会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诏增修汴京故相国寺，是有关相国寺在元代发展的重要材料，可补《汴京遗迹志》之阙。墓志揭示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分析其对汉族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反映出辽、金、元时代民族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为元代、社会、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照，也对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面貌进行有益增补。同时对撰文人身份进行详细考证，对"汶阳"与"汶南"之名进行历史追踪，可补《全元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考订撰者籍贯及职分过程中，针对《全元文》在文献版本选用上的疏失进行了客观评点，以期对其今后的修订有所裨益。
本文列举了对《考工记》中"金六齐"的不同认识，提出了"六齐"说中金锡比为合金体积比的观点；依此观点对柏林东亚艺术馆藏铜镜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自公元前1世纪起，铜镜成分普遍符合"六齐"配方，反映了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考工记》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得以广泛流传，其所涉及的技术规章也因之得到广泛遵循。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发现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籍，尤其是在阴阳数术领域有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一篇记述了以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这篇文献中有用竹简拼合起来的一幅"八风图"，这幅图中标明八个方向对应"八风"的名称，并以此为占算依据来判断"客""主"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八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既有对照又不尽相同。拼合"八风图"的几支竹简残损比较严重，有将近一半的竹简残佚，竹简整理者之前做了很好的研究并尝试了复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勘，对"八风图"部分进行了重新复原，并对此图的各部分做了相关说明。而文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也有待银雀山汉简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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