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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址29座、灰坑1座、墓葬3座以及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1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房屋木质结构痕迹，这是我国次发现并清理出史前时期的房顶梁架结构。房址内发现众多的人骨遗骸也是史前时期考古中所罕见。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叶家庙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近年来长江中游史前城址聚落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发现的文化遗存大致分为三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垣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外墓地的使用时间则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早期。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的东南低洼地带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证实该处存在城垣堆积，且走向明确。城垣的兴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已经废弃。此次工作，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结构以及聚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张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时代-晚、位置-偏东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垣大致兴建于石家河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可能已被废弃。此项发现为认识史前城址的发展过程、兴废动因及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所考察的北周强独乐造像与的北周文王碑同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岩村北"大佛岩摩崖造像"区内。世纪8年代学者们曾对"北周文王碑"做过大量释读，并对其真伪、年代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与之毗邻的34号龛佛道造像多持中晚唐造像之观点。本文结合"北周文王碑"碑文、造像组合、特征等，提出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早的北周造像，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汉武帝茂陵东北部的"次冢"因其位置在大陵园之内，按规定，只有级别较高的皇帝嫔妃才能够入葬此处，故其绝非世传的董仲舒之墓。汉武帝因厚葬早逝的宠妃李夫人，有可能让其使用了原为皇后修建的陵墓，因此，"次冢"或为重新规划修建的皇后陵，其旁侧的墓葬也许是地位较高的嫔妃之墓。
古代生土建筑是早于木结构建筑的独特的建筑形态，在豫西古代地坑院分布区域发现的清代土工营造尺，其独特的构造与刻度单元及其在地坑院建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研究古代黄河中游文明的发展与古代建筑史、艺术史、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本研究以焦作中站区靳德茂墓出土的彩绘陶器为研究对象，采用X射线衍射仪(XRD)、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激光拉曼光谱仪(RM)和偏光显微镜(PLM)对彩绘陶器、表面颜料、彩绘层次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用热膨胀仪对陶器的烧成温度、密度等物理性能指标进行测试，这些为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基础。传世文献和部分金文文献中的"元子"一词，通行工具书一般解释为"长子"、"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等，也有学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应训为"善"的意见。本文通过对1987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春秋时期可忌豆铭文"元子中(仲)姞"等内容的研究，认为以往的解释过分强调"长子"、"首子"、"嫡长子"等层面的含义，训为"善"的意见也有可商之处。先秦、秦汉文献及出土资料中"元子"一词强调的只是"嫡庶"的观念，与是否为"长子"、"首子"没有必然联系，也不限于"嫡长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称为"元子"。"元"在训"首"之外，具有"嫡"的涵义，是在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文中对部分文字形体的隶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在四川营山太蓬山透明岩东西两壁上，发现摩崖佛教刻经3种5方。包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和《法华经》各1方，3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法华经》均为鸠摩罗什译本。这些佛教刻经的镌刻时间为唐宋时期，其中《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为唐代。西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玉器，汉唐时期这里还成为全国的主要玉器加工和贸易中心。西安地区秦以前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有着明显的"秦式"特征，地域风格鲜明。秦汉隋唐时期各地玉器风格趋同。五代以后，当地制玉业衰落，现在西安地区所能见到的此期玉器，出土的很少，传世的相对较多，且多为东部地区加工制作的。在焦作市耿村发现的元代石供床刻文中，记载了当地迎神赛社中一些社火班社的名录。其中"骆驼社"是当时"驼户"的社会组织，在社火中有"舞队"的表演因素，"簇马直社"是集养马、驯马以及社火中驭使马匹参与表演的班社，"太尉直社"应与祭祀东岳庙的太尉神有关。
瑞应观念形成于先秦时期，至秦汉六朝时已蔚然成风，并且出现了表现瑞应的图书与绘画。谶纬图书在魏晋以后屡遭禁绝，至隋唐之后大量散失，致使强调天人感应关系的瑞应观念淡出主流思想，史籍所载的祥瑞数目日渐减少。但是，瑞应思想并非就此消亡，只是为所垄断，表现帝王受命于天的瑞应图仍然大量出现。本文考证了六朝以降瑞应图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重点考证了孙柔之《瑞应图》(辑本)和刘赓《稽瑞》二书，以及唐代敦煌《瑞应图》绘本长卷(伯希和号P.2683)的版本与流传。通过分析存世瑞应图，可将其分为三种形式，即图谱类、装饰性图案类及纪念性绘画类，并可知其功能与文化内涵。
良渚文化玉器产地是其玉器和社会研究的本源问题之一，其又可以分解为玉料开采地和玉器加工地两个方面。在系统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的矿物种类及玉色、外观结构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良渚文化-主要的透闪石-阳起石玉料分作纯色料、杂色料和"鸡骨白"三种。针对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科技考古工作的相关探索及研究现状，并着重分析了小梅岭玉矿的产源可能性。基于对制玉遗存的界定，笔者随后详细梳理了良渚文化目前的相关发现，-终认为，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大面积山地区应是探索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主要的区域；而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和宁镇地区的丁沙地遗址应为良渚文化两个明确的玉器加工地，嘉兴地区和苏沪地区也很可能存在当地的制玉作坊。
根据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及数量，可将良渚文化墓葬所承载的人分为7个等级，并且其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7个等级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有所不同。通过对良渚文化墓地的研究可发现，良渚社会竞争非常激烈，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兴盛或衰落；同时，同一个家族内人群的等级差别也非常明显，良渚文化可能产生了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
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8～29年发掘简报28～29年，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26多座墓葬。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等，以铜器为主。墓葬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石寨山文化和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等具有重要价值。9年秋季和21年春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有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史。1～28年，对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257座。比较典型的5座汉墓中有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汉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8～21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祭坛、灰坑、窖穴、道路、水井、贵族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余字，并首次发现带"齐公"字样的金文材料。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废弃，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该遗存的发掘，填补了早期齐文化的空白。
本文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对《说文》古文进行重新解读，纠正学者对某些古文的误解，对部分古文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认识。
本文以龙门石窟中唐代典型性舞蹈造像为例，重点分析"伎乐人"、"飞天"和"天王力士"造像，通过对造像的造型分析和图像学解读，系统地整理出唐代石窟舞蹈造像的形态特点、动律特征以及舞蹈审意向表达，挖掘石窟舞蹈形象中的创造价值。
本文考证了陈洪绶在鲁王监国时期的交游情况，发现鲁王政权是以身份较低的地方官员为主要力量建立起来的，因此作为身份不高的文人，陈洪绶有机会在鲁王政权内施展抱负与才学。这是他不选择殉节，又拒绝前往南京福王政权参加科举而接受鲁王征召的重要原因。
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唐代女效男装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获得更为深入认识。根据服饰装扮的不同特征，唐代的男装女子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完法装扮；其二，部分效法男装，部分保留；其三，胡服胡帽装扮。纵向考察女效男装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其产生及消长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是：其一，唐代勇于进取的精神构成了时代大背景；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是其直接原因；其三，唐人特殊的审美眼光是-现实的原因。唐代女效男装，曾被视为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但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因为身着男装的女子绝大多数是服务于宫廷皇室及达官显贵的侍女，她们身着男装完全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审美眼光，而非出自个人好恶。安史之乱以后，女效男装现象骤然消失，尽管后世王朝宫廷中也曾出现男装袍服的宫女甚至女扮男装的，但其影响上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
兖王名俊，系宋神宗赵顼第三子。兖王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北宋皇族宗室的历史和北宋皇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甚早，《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中就有相关记载。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西母"，与"西母"并提的还有"东母"。甲骨文中的"西母"与载籍中的"西王母"有无关系，值得认真研究。本文将载籍中的"西王母"与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细比对，发现二者虽有差别，却也不无相似性和关联性。二者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习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时代。
康熙对古代书家作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学习取法。《石渠宝笈》中著录了康熙临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书迹169件，其中临摹董其昌的作品-多，有63件。从这些作品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晚年，对古代书家作品的学习都不曾间断。《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著录了较多康熙对古代书迹的题跋。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康熙推重晋人书法，以二王作为评价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书家水平高下的标准，宗王喜董成为康熙重要的书法观念。同时，其在题跋中也表达了学书是为政余暇之事、书家当重人品修养的主张。康熙宗王喜董书法观念的形成，有书法发展时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因素。
以《中东铁路建筑群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为研究背景，通过对中东铁路遗产的历史沿革、定性与、构成与认定以及保护的时序研究，将其作为"具有文化线路性质的2世纪工业建筑遗产群"进行初步探讨，为《中东铁路建筑群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的主要问题，包括前期调研、规划分区、现状评估、保护区划、管理与展示规划等提供新的思路，并梳理出中东铁路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为中东铁路遗产的进一步研究与保护奠定基础。
我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在探索中华民族文明源流和发展的过程中，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带动了许多探测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考古与公众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愈发重要，可为诸多田野考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实际操作方法，模拟复原或重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并可以此为平台，将考古学研究成果以丰富的形式回馈于社会。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及设施相当缺乏。另外，由于地面资料与地下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地表线索以及技术探测数据与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的关联度与准确度越来越受到关注，开展探测技术适用性和应用成效评测技术攻关，建立可控考古试验场，是当前我国考古探测领域进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
关于商末周初铜甗钩的连接技术存在不同认识。通过对相关认识和青铜器铸造技术中一些概念的梳理，认定存在先铸铸接和焊接等两种甗钩连接技术。叶家山墓地铜甗钩连接方式有先铸铸接和焊接，但以先铸铸接为主。这种技术反映了曾国可能存在独立的青铜器生产作坊，西周时期应该能够独立生产青铜器。13年对西坡遗址的南部壕沟进行了发掘。壕沟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口部较宽，两侧斜收，近底部折收为小平台。壕沟内填满不同形状和性质的堆积，还发现灰坑、完整猪骨等遗迹，堆积年代应始于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早、中期，延续至晚期。壕沟的堆积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基本上与西坡聚落形态的演变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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